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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申论:“乱作为与不作为”问题年

2007-05-29 14:33  来源:       我要纠错 | 打印 | 收藏 | | |

  一、问题

  1、一些领导干部公务员既有权力,也有能力,但该管的不管。现实中碰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党和国家都有政策规定,但他们就是怕惹麻烦,怕干砸了影响政治前途,所以能躲的就躲,能推的就推。有些干部明明知道有些群众生活很困难,急需政府关心帮助,但他们就是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2、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在工作中,不该管的,胡乱插手;该管的,乱管一气。不是依法办事,不把手中的权力用到为人民服务上,而是滥用权力,违法行政,甚至以权谋私,走向腐败。

  3、个别部门对有利益的领域,争权夺利,竞相管理,而对没有利益的领域,推责诿过,缺位失语,这是当前不少部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胡乱作为,以捞取部门利益和个人好处,另一方面又是无所作为,对社会急需、百姓期盼但没有利益的事情,不闻不问,在其位不谋其政。有不少行政人员,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得过且过的思想混日子,尽管自身清白,却不为群众服务,不愿触及矛盾,不敢与坏人作斗争,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群众的正当利益。

  4、执法成患,已经不仅仅是态度粗暴的问题,而演变为官民之间的暴力对抗。一些地方为“推动”工作,动辄动用警力,抓人捕人。有的地方私建“执法队”,私设“小黑房”,用来教训“不听话”的群众。有的地方还实行“恶人治村”、“恶霸执法”,把“村霸”、地痞搜罗进基层政权及执法队伍中来,专门对付当地百姓。暴力行政有四大“高发区”,主要发生在农村计划生育、征地和房屋拆迁、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以及阻止公民上访领域。

  5、行政执法中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问题比较普遍。一方面,政出多门,各部门从不同层面做出规定,标准各异,客观上造成了行政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例如,按规定,道路路政由交通部门管,道路交通违章和治安由公安机关管,但在一些地方这两个部门却冲突不断。近年来,在湖南、山东等地都发生过两个部门大打出手、阻断交通的事件,惊动中央。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往往规定县级以上某某部门负责某方面执法,结果同一系统的各级执法部门纷纷下乡执法,加重了基层负担。与部门利益膨胀遥相呼应的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权力的下放,地方保护、各自为政演变成一大公害,消耗了大量的执法资源。例如,本来国家对建筑单位已经规定了严格的资质审批条件,但由于建筑业是一块“肥肉”,很多地方又各自立规,外地企业要进入本地市场,必须向本地的主管部门申请进省(市)施工许可证,准入门槛大大抬高。??

  6、“乱作为与不作为”导致频繁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与生产安全事故。

  7、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权力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荣耀。可一些公共权力机构的执业者却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主子”,而把其所服务的公众看成为自己的“仆人”。他们不愿意放下架子和面子去从事一些在他看来低等级的“小事儿”,他们把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放在升迁、逐利、消遣和娱乐上,从而极力寻求自己私利(物质酬劳和精神快感)的最大化。他们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成是套现的工具、自利的武器和身份的符号,他们宁愿卡拉OK、桑拿足浴、打牌搓麻,也不愿在“不合理”和“不恰当”的时间里深夜“出勤”,更何况常规性的工作时间也不一定能够“满勤”。在纪律严厉的行政环境下,他们常常寻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公共管理机会主义之“万全之策”。

  8、政府“乱作为与不作为”现象严重。?在民主和法制社会,政府在处理与公民或单位法人的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时,越是遵循依法行政,越是少动用或不动用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解决矛盾,越是有助于树立政府的权威。从法律地位上讲,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一样,是完全平等的主体,“官告民”与“民告官”一样,都是依法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政府乱作为,侵害了群众利益,老百姓可以依法告政府。同样,老百姓做错了事,侵害了政府利益,在调解、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能动辄采取强制手段,动用所控制和掌握的“专政机器”强行“维权”。因为与强大的政府相比,公民或法人无疑处于弱小地位,政府以强凌弱,即便有一万个正确理由,也必然会使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眼下一些地方政府对“官告民”不感兴趣,觉得这样做有损政府的形象和权威,认为只要政府有理就可动用行政权力强制执行。这是有悖于法治理念的“权力政府”的惯性和“特权”思维,实不可取。

  二、危害

  “乱作为与不作为”不仅会给国家、集体、公民或其他组织造成危害,而且由于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特殊的职能地位,其“乱作为与不作为”还会使党和国家行政机关声誉形象受损,尽管其在形式上比较隐蔽、在气氛渲染和对群众心理的影响上不如“乱作为”那样明显和强烈,但其危害性不容低估。

  一是“乱作为与不作为”直接影响执法队伍和国家机关的形象。

  二是“乱作为与不作为”直接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些方面比“乱作为”的危害程度更甚。

  三是“乱作为与不作为”是执法人员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的终极产物。执法人员除徇私枉法中的“不作为”外,出现最多的是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而造成的“不作为”。从近年来媒体接连报道的大桥倒塌、商厦失火、矿井爆炸、轮船沉没等恶性案件,其损失之巨大、危害之严重、影响之恶劣令人不寒而栗。

  四是“乱作为与不作为”的隐蔽性和证据的收集难使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对公正执法信心不足。由于某些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健全,给某些执法者的“不作为”留有很大空间,有些“不作为”很难被发觉。由于公众或周围人知情度有限,很难发现该种“不作为”,导致百姓对这些部门不信任。

  五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行政作为与不作为,对执政成效影响很大,群众感受深刻。在其位不谋其政,有时候不作为比滥用权力,违法行政的危害还要大,是一种变相犯罪。

  三、原因

  1、“不作为”的约束性法规缺乏。?目前,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公务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不作为”行为现象并不鲜见。我国出台了不少法规,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人员不该做什么作了规定和约束,但对其应该做什么、该怎么做等方面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其“不作为”行为该如何处罚也缺乏相应的规定。这使得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缺乏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对自己的要求也简单到“只要在位期间不犯错误就行”。有的甚至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成行事的标准,把法律赋予的权力当做自己的特权。

  2、公共“权力与责任”对等意思树立不够。多年以来,我们在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公务人员的所有要求与规定中,并没有贯穿“权力即责任”的基本原则与理念。责任是一种负责任的法定状态,违法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由此引起的后果。可是,鲜有某官员因某事故“引咎辞职”的消息,常常是某某官员因某事故发生不久调离原岗位而在另一岗位出现。

  3、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律有缺陷。一是行政诉讼法规定,不作为的行为一定要是原告本人受到了损害。如果你不是自己受到了损害,那么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虽然是客观上有一个不作为的行为,但是没法通过行政诉讼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目前在我国行政不作为的可诉范围是很狭窄的;二是目前对行政“不作为”主要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申诉方式。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能够提起复议和诉讼的行政“不作为”只能是侵害个人利益的行政“不作为”,而不包括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而且只能是具体的行政“不作为”,而不包括抽象的行政“不作为”。此外,行政复议机关对复议案件的“不作为”还不受司法救济。?

  4、科学执政、勤奋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观念树的不牢。

  5、“乱作为与不作为”制约与处罚机制不健全。行政审批制度不合理,是“乱作为与不作为”滋长的土壤;对“乱作为与不作为”法律、行政制裁不严厉纵使其漫延;问责制度不键全,使“乱作为与不作为”有可乘之机。

  四、措施对策

  第一,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权力观教育。把“心系群众、服务人民”作为行政的准则。党的政府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是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还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是衡量领导干部作风和公务员是否端正的试金石。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必须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思想感情上贴近群众,职位越高越要注意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深入基层,了解实情、体察疾苦、汲取智慧、获得力量。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使各项决策兼顾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努力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努力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不能用来为自己和小圈子谋私利。领导干部公务员应该经常想一想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防止手中的权力商品化、庸俗化,不能使权力变成以权谋私的工具,更不能成为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保护伞。

  第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的监督,将监督关口前移。注重事前监督和防范,及时发现和纠正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乱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把党内监督和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增强监督的合力和实效。形成“乱作为与不作为”不敢为、不能为的的良好环境。

  第四,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律。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真正能有效约束“乱作为与不作为”。

  第五,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和法律制裁。通过问责制度和法律制裁使“乱作为与不作为”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其“乱作为与不作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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